近日，首批“AI公务员”在深圳市福田区正式上岗，济南市市中区也上线省内首个全国产芯“满血版”，将在智慧政务服务、智慧医疗等场景进行应用。随之而来的，是围绕“AI公务员”的一些思考和讨论，其中大家最关心的是，“AI公务员”如何兼顾效率与温度。
“AI公务员”的出现是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共管理深度融合的产物。可以预见，“AI公务员”将在政务服务领域引领一场效率革命。毫无疑问，AI在数据处理、流程优化和重复性任务处理上具有天然优势。杭州“城市大脑”等政务服务智能审批系统已经证明，AI技术可缩短事项办理时间，减少人为错误。另外，AI在社会治理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海量民生数据，AI可辅助政策制定者识别社会问题盲点。如新加坡使用AI预测公租房维修需求，日本地方政府用AI模拟人口老龄化对策效果，实现资源精准调配。
笔者注意到，在目前的讨论中，“AI公务员”最令人期待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对廉政建设的推动，事实上，算法决策确实可以减少自由裁量权滥用风险，中国部分城市试点的“智能财政审计系统”已实现自动发现异常资金流动的作用。比如，在湖北省老河口市的一次本级财政审计项目中，智能审计系统就根据自动编写的审计方案深度挖掘财政数据和税务征收数据，经SQL模型分析发现资规部门向市政府申报的耕地占用税金额与实际缴税金额存在差异。审计部门延伸调查确定了资规部门存在虚报征收耕地面积套取财政资金的问题。
但是，“AI公务员”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面临的就是“算法黑箱困境”。公共服务决策需透明可解释，但深度学习模型的不可解释性与公共决策的问责要求存在冲突。在2021年荷兰福利丑闻中，算法错误就导致数万人被误列为欺诈对象，暴露出技术缺陷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外，“AI公务员”的大批上岗也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可能面临服务壁垒。“AI公务员”在价值判断方面也存在先天不足，公共服务涉及复杂利益平衡，如资源分配、城市规划中的多方博弈等，在这些方面，“AI公务员”作为管理者难以替代人类的价值权衡。也正因如此，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才特别强调，公共决策AI系统需保留人类最终决定权。
不过也不必过于担心，现在来看，“AI公务员”在政务服务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替代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机协同”将是政务服务的主流模式，而非“AI公务员”完全替代“人类公务员”。未来，两者可以深度协作，比如，可以由“AI公务员”负责数据分析，“人类公务员”则侧重于对复杂现实情况的研判。对于可能加剧的数据鸿沟，相关部门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服务温度，比如，可以采取“AI+社工”的组合，为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提供专门的关怀服务，既提升效率又保留人情味。在制度设计方面，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已经出台相关规范。经合组织 (OECD) 国家已普遍建立公共部门AI伦理指南，强调透明度、公平性、可控性三原则。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也明确要求，公共领域AI系统需设置人工干预接口。
“AI公务员”不是简单的工具替代，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生态，它的核心是在技术上进行赋能，而非在行政上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在机器效率与人性温度、算法理性与社会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是未来几年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命题。
策划：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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